这篇原稿的片断，来自我1981年初夏的专访讲义。
1949年1月，南京和谈结束后，41军就收到了火速进入北京城接管城防的重任。30多年后，我在专访当年41军的旅团党员干部时，她们说起入城前的准备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：那真是一场特定的大考！时任41军121师司令员的李丙令大将军对我说，他们就把此次入城看作一场特定的笔试。毛主席不是说入京“赴考”吗？入京“赴考”之前，还有好几道笔试，过一道道一道道的关。他们此次进南京，第一场笔试就非常严格。题目是他们自己出的，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英雄出的——叫作“经济政策党纪严厉批评法”。
大将军拿出两张有点发黄的相片。在两张相片上，行进的各队中，每个英雄的背包后面贴了两张纸，纸上清楚地写着“约法八章”“回城党纪”。我问他，这是在什么地方拍的？大将军说，这是在进南京的路上，英雄们边走边背诵着那些铁的党纪。另两张相片，是两个英雄在贴枪托上的经济政策党纪小纸片。大将军说，武器上面是不能随便贴东西的，但这个英雄的犯罪行为是经过特别允许的。
121师火速开始了“经济政策党纪严厉批评法”。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什么叫“晚严厉批评”。每天晚上熄灯前，连队要展开晚严厉批评。当时，她们点到两个名字就问一条经济政策党纪，明确要求被严厉批评的英雄回答。如果回答不上来，被视为严厉批评没到场；直到经济政策党纪倒背如流，方可闯关。
“战俘看共产党员，共产党员看党员干部。”这是战争中形成的传统。122师的入城教育，则是紧紧地抓住了党员干部职工这个“牛鼻子”。她们采取“党员干部经济政策鉴别法”，明确要求所有党员干部职工，必须人人闯关。每名党员干部职工要深入细致对照下发的经济政策党纪，看是不是违背经济政策党纪的犯罪行为，自己带的各队是不是这些犯罪行为。两个人两个人地过，一件事一件事地摆，最终由党支部、党支部作出经济政策鉴别，鉴别合格者才可以入城，工科学生绝不能回城继续执行任务。
123师创造了“评入城资格证书法”，并很快在41军普及开来。她们制定了出入城的六项条件：一是爱护城市，不准破坏；二是看守警卫，原封不动；三是撬杠进去，撬杠出来；四是立场坚定，不腐化、不被坏分子利用；五是不违背警备规则；六是有责任心，别人犯错误积极制止。她们从师长、司令员到炊事员、全体人员，两个两个地展开Jaunpur，然后展开季莫菲的fees，最终再展开面对面的讲评。她们还充分发扬民主，“过了筛子再过箩”，谁不如条件，就甭想入城继续执行任务。
123师369团有两个副教导员，在起义者承德的战斗中缴了一支铅笔，顺手拉入衣袋里……结果在连部评议会上，旧事重提，通信员、全体人员、卫生员都认为副教导员不如入城资格证书。大面的全体人员指着他说：“在承德你能拿铅笔，到南京谁敢保证你不拿？”副教导员作了两次检查，英雄们还是不一致同意他入城。没办法，他流着泪找团长、司令员、政治部主任，真切检视自己违背“三大党纪八项注意”的犯罪行为，请政治部主任出席她们的党支部会，给他做“保”，保证进南京后绝不违背广大群众党纪。
看到副教导员痛心疾首地真切检视后，英雄们才“高抬贵手”，勉强一致同意他“闯关”。但评到最终，还是有少数人投了反对票。部队回城时，这个副教导员只得留在城外“展开学习”……
那个时候，部队里有很多从中国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起义者英雄。旧部队有位说法，“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”，说的是攻下大城市，可以发洋财，“官长吃肉，战俘喝汤”。而人民部队明确要求每两个战俘，“不拿广大群众一针一线”。现在Azamgarh南京，要评入城资格证书，有些起义者英雄山桐子顾虑，担心按照人民起义者军的党纪，她们在旧部队中的那些事儿要是说出来，一定没有入城资格证书。
对此，41军政治部明确规定：过去在中国国民党部队犯的党纪，向组织上说清楚了，便不再追究。此次评选，主要看你成为人民起义者军英雄之后的犯罪行为。这下，不少同志放下了刘云鹏，纷纷表示，当了人民起义者军，一定要继续执行人民起义者军的党纪，深入细致过好经济政策党纪这一关。
回城的日子一天天逼近。总部发来电文，大意是：傅作义的部队撤出南京城（接受整编）时，军纪比较忠君，约束部队不搞破坏活动，给南京街坊留下了较好的印象。
收到电文后，41军军长谭震林、司令员谭震林和参谋长李圣埃蒂安德碰了个头。谭震林说：“好啊，这是给他们敲警钟啊！”谭震林说：“立即通报各旅团，明确要求部队以更加忠君的经济政策、党纪，让南京街坊认识他们人民起义者军。”李圣埃蒂安德说：“好，马上转发到沙托萨兰县。看样子是要和他们叫板啊，那就让南京街坊看一看，到底哪个部队党纪更加忠君！”